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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岁月、南方周末以及一场幻灭的“爱情”

时间:2018-06-05 22:56 点击:
观察者网上周发表《关于南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文,引发众多读者共鸣与热议。其中既有普通网友,也有媒体人士。一位署名嘎子的热心读者致信本站,说看到此文

【按:观察者网上周发表《关于南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文,引发众多读者共鸣与热议。其中既有普通网友,也有媒体人士。一位署名嘎子的热心读者致信本站,说看到此文后思绪万千,辗转反侧。他曾经在基层乡政府工作过十年,《南方周末》一度是他困顿中的精神家园。然而与南周的感情早已渐行渐远,回首往事,他惊讶于过去曾如此迷恋这份报纸,今天却如此难以接受。于是他提笔梳理自己与南周的“情感”历程,希望能在观察者网发表出来与读者分享。本站不赞同他的所有观点,然而其心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站每天收到大量基层乡、镇、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时评投稿,纵横时事指点江山,其中观点、文风大多类似南周。今日特发表这封来信供读者参考。也欢迎更多读者来稿写出自己的经历。这些将绝不只是一份个人回忆,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民间记录,更是值得理论学术界研究的珍贵材料。】

读到观察者网的文章《关于南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和读者评论,我十分感慨,原来很多人与我有类似经历。就在一年前,我和朋友在饭馆聊起各自如何从“南方青年”脱身转变,当时我内心无比复杂。我曾不愿去承认那段青春期是真实的。为此,我像个受伤的少年曾深深陷入一种诡异的疼痛与虚无中。那弥漫“普世价值”的青春期真漫长得让人几乎失掉信心。设若有一天你从睡梦中突然醒来,发现前半生40年,有28年耗在拒绝思考的感性的青春期里,你可能会发出和我一样无奈而深沉的叹息。我后来想,到底是怎样的命运将我青春的“风华绝代”和“三分之一的理想”拥在“普世”的怀抱里?我沮丧地看着那份从故纸堆里翻拣出来的报纸,记忆像一张张被时间漂洗无数次的黑白旧照片,不断闪回。 

认识《南周》是1999年,彼时,我18岁,刚入社会,却沉浸在小资文艺的声色犬马中难以自拔。这可能与我的遭遇不无关系。那年,我要去工作的乡政府沉闷而颓靡,在每间没有关门的办公室,你都能见到一些无所事事的中年人在那里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消磨着几乎被遗忘的人生。似乎从一开始,我便知道,我注定不属于那里,我难以承受那样的生命之轻。

我们那一届中专生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但分配到乡政府,开始并没编制。当然,如果想要编制,你就必须耐得住时间和寂寞。后来,我遇到机缘,上头下拨了两个行政编。可现实也挺严峻,单位里多达12人没有编制。竞争的方式是每人准备一场5分钟的演讲,然后由台下七站八所的负责人评分给出成绩。

演讲虽非我的强项,但我并不惧怕任何挑战。我是全场唯一脱稿演讲的,可最终,我却排在倒数第二名。记得那个做主持的副镇长与我素昧平生,却在评分的间隙,拉我一旁,问我有没有找关系,叫我不要在乎结果,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知道他的安慰暗示什么,就这样我预先知道了结果。往后一天一天,我像那些前辈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地熬着。可有时深夜躺在床上,我会两眼直盯着天花板想我看不清前路的人生。其实,即便有编制,我也不想一辈子过那样近乎绝望的生活。我疯狂地给同学写信,诉说我的迷茫与愁闷。

然而再怎样的倾诉终归无法融化周遭坚硬的现实,我确定是在那段时间走入颓废的。于是,身上暗生起寂寞,孤独,阴暗,沉默,这些常见的少年病。像郑钧歌里唱的,“欢乐我留不住,绝望又说不出”。但你不能不说,这些无来由的浑浊情绪和长期被酒精烟卷摧残的躯体是培养文青最好的土壤。于是,我学会了多愁善感,我读海子的“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以安慰”,我用这些读来的诗句打磨内心的纠结与困顿,使它以浮华虚空的精致驱散我内心的虚无与贫弱。

后来,偶然得到柴静《夜色温柔》的节目录音,“那把声音”像抒情民谣一下钻入我内心,于是,连时光里也有“如逝如流的苍凉与哀愁”,让你不得不认定人生是个“令人悲伤的监狱”。那段日子,柴就像我稔熟的老友,我在她摄人的哀愁里掘取着我想要的慰籍与安抚。是的,那时的我就生长在浩荡渺茫的“芦苇丛里”,抬头俯首唯有自己梦中的飞鸟和鱼。但显然,这并不是爱上《南周》的年纪,我还在成长。

有人说,一切“伟大”事件的发生一定是以不经意的平庸做契机的,我深以为然。2003年的第一场雪,我在满街低吟浅唱的港台情歌声中再次接触这份报纸,“爱情”,就这样发生了。它发生得歇斯底里地突然和忘乎所以。我一直把04年那篇题为《这梦想,不休不止》的新年献词作为这场“爱情”开始的纪念。因为我无法忘却这篇献词在我幼小而稚嫩的心灵里初初激起的层层波澜。我开始将目光从那间颓废斗室投向媒体里波荡起伏、似是而非的中国现实。是的,我可能是这样顺理成章地爱上了《南周》。后来,在与朋友每次闲聊时,我都像个布道的牧师忍不住要贩卖一点从报上看来的普世真理,诸如“生活要多样化,经济要市场化,政治要民主化”之类的。这些普世真理竟是那样轻易抵达我内心。可就在前一年孙志刚死于收容所,早年我去广东找工作的同学也因查暂住证被逼露宿天桥数日或被巡防队员“教训”,而一些人在他们的文字里很早便告诉我,发展须付代价。想此说法,我内心很有些矛盾。只是当时我还不太清楚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虽然《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最先报道此事,但仅把孙志刚事件归为制度化悲剧,只会将它们鼓吹的彻底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市场、社会和国家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遮蔽。既便收容制度取消,盲目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市场化所产生的大量城市游民也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然而,那些在《南周》写文章的启蒙知识分子很早便告诉我,发展须付代价。只是后来这代价之沉重,让他们太过不堪。于是他们轻手一挥,将这责任推给了收容制度。)

再往后的若干年,我几乎每周必买这份报纸,像是定期约会。也就在这段日子里,我听说了有个叫林昭的姑娘用经血抄圣经这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历史,我跟着龙应台隔三差五呼唤一次安德列,看她写信让其认清“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诸如此类。是的,我还不懂历史与政治,只觉得这毛边纸上一颗颗文字满含深情,这深情无法不让人想象这些作者内心的崇高与庄严。我想像得那样认真,认真得以致于我就这样相信了。就像当年相信梦中的飞鸟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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